国学大典的主张为何充满张力且近在眉睫

文丨政能亮特约评论员 戴礼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最深厚的国家文化软实力。

近年来，从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到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推动延续中华文脉、传承文化基因，再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绘就传承发展工作蓝图……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脉传承弦歌不辍，进入了全面实施、推进阶段。

2022年8月7日，由凤凰网主办的“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在中国道教圣地、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举办首场高峰论坛，主题为“论道武当：传统文化与健康生活”，聚焦于中华传统养生智慧在当代的生活化与市场化。华人国学大典的宗旨是：致敬国学，继承创新，文明互鉴，重建斯文。国学大典的旧主张与新问题，为什么依然充满张力且近在眉睫？

两创：为什么要“活起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新”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文明不断演进的心理动因。早在商汤时代，就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盘铭。国学典籍《易传·系辞上》也从天人合一的哲学角度提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第四十九卦“革卦”，“革”的意思是“去故”，第五十卦“鼎卦”，“鼎”的意思是“取新”。成语“革故鼎新”由此而来。

近年来，文化日渐昌明，国学也再度升温。而实现国学于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时下谈国学，显然不能局限于儒学和儒家，而应该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儒家与不同流派之间的关联以及各自的理论意义。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袤，历史悠久，对国学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应从时间维度上审视不同时代的“时差”，还应从空间维度上，审视不同区域的“域差”与互动，这样方能触摸国学完整而客观的图景。

当前，多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的融合正在成为推动学术研究的重要路径与方法。而国学天生就是交叉学科。国学知识的生产，理应是集成式创新，整合相关学科的材料、数据、理论、方法，并优化学术传统延续与创新的机制。时下的国学专业人才，有必要熔古铸今，以跨学科视阈合理有序地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举例来说，若要透彻研究秦的“书同文”政策，就需探赜索隐，钩沉爬梳，综合文献学、汉字学、汉字信息学、中国古代史等多学科知识。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一切国学也都是当代学”。国学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要与时偕行、关照当下。可喜的是，中国人的不少思维方式，有适应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之处。这些中国思维的特色仍然有再诠释的价值，以资连接当下乃至后世的生活。

举例来说，“人禽之辨”（旨在强调人有善性而禽兽没有）是国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古人“人禽之辨”的方式，也可体悟近年来的“人机之辨”。就能力或技能而言, 人工智能（即人造的智能，也就是机器具有的智能），在很多方面要比人强太多了。人们有理由相信，汲取古人的智识，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的和谐合作，进行凿空的创新，将大大增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人类带来巨大的进步和幸福。

互鉴：“合拢来”的基本原则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的花园之所以百花齐放，正是由于对不同文明多样性的体认与尊重。坚持交流互鉴，是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的必由之路。

在古代，无论是遣隋遣唐使大批来华，还是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

交流互鉴，显然是双向的。交流的前提，须摒弃抱残守缺、自负自满、“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自我封闭心态；交流的过程，是寻求共通之处，取长补短，采撷异域思想文化的长处、优点和精华；交流的结果，是多种文明互相交融、共同发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明高度繁荣的新局面。

在本届“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上，文明互鉴一词，引发与会人士的热议，正是基于对文明交流互鉴规律的把握，对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文明发展问题的思考。

文化因差异求理解，因交流寻突破，因互鉴谋发展。国学要持盈保泰，在观念层面，能体认多元文明共生共存；在组织层面，仍能保持其主体性乃至增强社会文化主体性；在事物层面，须能互通有无，结合自身的“武功秘笈”并糅合他者的“运动体系”，从而编创出新的“绝招”。

“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112年前，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的这句话，迄今仍熠熠生辉。未来，可加强比较研究，为人类历史找出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

试举一例：提起文官，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以英国为代表的“通才”（Generalists）结构和以美国为典型的“专才”（Specialists）结构。实际上，这些理论与实践发轫于中国先秦时代。彼时，中国文官制度的雏形渐显。而英国是西方最早接触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的国家之一，也是受科举制度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文化与欧美的文化完全可以有机地熔铸为一体，其中既无主从之分，也不必有内外之隔。从时间的维度看，一件史实或事实的前因在此，后果在彼。尝试践行太史公“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的工作，显然不能将文明约束在一个民族与一种文化的框架内。

重塑：“走出去”的底气何在

安顿身心性命、兼济家国天下的中华大智慧，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并进入国外的主流社会，须注重实效。

100多年前，有一位学贯中西的人，苦心孤诣地向西方人翻译《论语》《大学》和《中庸》这三部儒家经典。此人就是辜鸿铭。因为受众是欧美人，他在文中采用中西类比的形式。辜鸿铭说，周公相当于《圣经·旧约》当中的摩西，尧、舜相当于亚伯拉罕和以撒，齐桓公相当于德国的威廉一世，管仲相当于威廉一世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如此一来，讲的人汪洋恣肆，读的人非常享受。备受称道的是，《论语》英译本的副标题，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注释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值得一提的是，辜鸿铭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在当年堪称一篇国学宣言。他的著述《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也在西方引起轰动。

“西方现在虽十分发达，然而已趋于末路，积重难返，不能挽救。诸君当知中国的前途绝不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最合世界新潮。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的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我们来超拔他们。”这番话，现在读来或许有“隔世之感”，但不能否认辜氏力图超越中西方在彼此认知方面的时代局限，寻求在更高阶的文化及文明批判层面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努力。

在彼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大背景下，辜氏孜孜矻矻鼓吹中国传统文明、极力“花式碾压”西方现代文明，不少西方贤达竞相引述他的话并赞不绝口，也是一道奇观。

100多年后，总结和复盘辜氏的“传播要诀”，仍有必要：1、熟稔中外语言及文化，对其差异及各自优劣谙熟于心；2、“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把握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巧妙运用多种多样的“花式”翻译策略，力求在思想上忠实原文、形式上灵活变通；3、把“晓之以理”和“动之以情”结合起来；4、把“自己讲”和“他人讲”结合起来，使中国文化的道理与故事为国际社会所认同。

辜氏关于中西文明差异的经典论述，迄今尚无人能出其右。可有选择地效法辜鸿铭自不待言，还应实现从“官方主导”到“官民同台”的主体转型，巧妙利用新媒体，用互动式的、具体细节的、生活化的、真情实感的、浅显易懂的传播方式代替单次的、事件仪式的、抽象宏大的、脸谱化的、佶屈聱牙的叙述模式，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飞入外国百姓家”，让国外受众了解中国人的操守、美感和志趣。

“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Tschina（当时‘中国’的读音）犹如‘东方之欧洲’。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1697年，德国“百科全书式”学者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一书中这样写道。“华粉”莱布尼茨还发现，自己创造的二进制算术与中国《易经》中六十四卦图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由此显见，东西方文化并非凿枘不入，而是可以穿越时空，心有灵犀般联结在一起。我者与他者，与其说是对立的，莫若说是融合的。古代人和现代人、中国人和西方人，其心理思维状况，在很多情境下均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正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语出钱锺书《谈艺录》）。（作者戴礼系政邦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