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我们整个中学教育的人文教育很失败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的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近期推出第二版。近日陈晓明接受京华时报、腾讯文化联合专访时，谈到这本理论著作的一些特点，以及自己文学研究观点。对于大学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陈晓明认为主要是知识谱系薄弱和缺乏深刻个性化的思想，而这种深刻的个性化思想对整个民族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京华时报记者田超

谈当代文学研究

1942年划分法应该成为常识

京华时报：您的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近期推出了第二版，很多人认为1949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您为何把它定在1942年？

陈晓明：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常识性问题给纠正过来。我提出这个观点最早是2003年在北大讲课时，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1942年发表的。这个讲话非常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就是把延安解放区的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方向，这个讲话直到今天依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影响。

京华时报：有专家认为您这本著作作为地方院校的大学中文教材，是不是相对太深奥了？

陈晓明：这本书的最终呈现，跟我们主编的意愿确实有所出入。我不认为地方院校的学生就偏爱浅显的文学史。我自己的体会是，我在21岁时开始读黑格尔、康德以及商务印书馆的那套汉译学术名著，那都是深奥难懂的书籍。当时也只是一知半解，但我从中受益良多，至今还留存着当年的感受。另一方面，还大量收录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文学现象，这段时期实在丰富生动重要，否则就愧对“当代”二字了。

京华时报：前不久，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去世引起不少关注，他的一些观点主张对您有什么影响？

陈晓明：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我非常敬佩，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把我们过去中国现代文学掩盖的东西挖掘出来，我们过去完全按照一个政治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待文艺作品。不过，他的研究也深受新批评派的影响，所以他对政治性很强的作品是有排斥的。我个人的文学研究观点和他是比较接近的，但对政治性比较强的左翼文艺，我也不戴有色眼镜来看待。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合理性，也看到了它的必然性，当年看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都是怀着多大的一种激情。但之后的一些作品，比如从柳青的《创业史》开始就太概念化，政治性太强，结果它就变成一个纯粹的概念化、观念化的文学。

谈网络时代的文学

网络跟传统会走得越来越近

京华时报：您认为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陈晓明：网络文学刚出来时，大家都认为它对传统文学是一个颠覆性的，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我们现在来看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网络作家本身也经历过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他们也是从传统文学经典谱系中阅读出来的。经过一段时间后，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将会走得更近。传统文学也应该借助网络传播，现在腾讯搞的这个腾讯文学奖，就是借助网络平台。

京华时报：中国的网络文学有什么自身特点？

陈晓明：网络文学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西方的网络文学是先锋文学，是非常激进的实验文学，它是与数字化、电子技术联系在一起的。而今天中国的网络文学是利用网络作为一个传播的平台，传播方式有它的特殊性，中国有13亿人口，又处于一个网络和手机非常发达的时代。现在网络文学作品有的几十万字，上百万字，但数量不代表质量，网络文学也会追求质量。

京华时报：有个网络调查把《红楼梦》等一些经典书列为最读不下去的书，对于网络时代大家不愿去读经典书，您怎么看？

陈晓明：中国文化中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就是没有权威，没有经典。我们传统中就存在这种造反有理的思想，陈胜、吴广就是造反有理，一个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另一个是彼可取而代之。现在的人无知者无畏，他说《红楼梦》为什么要读？如果西方人说《圣经》为什么要读，人家说你发昏了，有些问题是不能提的。这是对知识的敬畏，中国今天的文化是没有敬畏之心的，就是看谁的胆子大有多狠。

谈大学中文教育

人文教育缺乏个性化思想

京华时报：从事了几十年的大学中文教育，您觉得教育中遇到的问题有哪些？

陈晓明：从当代学科来看，今天的大学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有的不能搞清楚谁是最有水平的，他们的知识谱系都乱掉了或者基本上没有知识谱系。西方大学这种知识谱系的教育是非常清楚的，有位常年在外的专家来中国参加我们的文学研讨会，他说在中国讨论问题觉得很困难，大家说话都没有知识谱系，而他在西方每一个人开始说话，他就知道这个人的知识谱系是哪里来的，说的是什么意思。

京华时报：您觉得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大学生知识谱系薄弱？

陈晓明：我觉得跟中学教育有关，我们整个中学教育的人文教育是失败的。这个失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学看重数理化，我们数理化学得非常难，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难的。严格来说，我们中学是没有人文教育的。另一个方面是有一门政治课，其实这门课很丰富，它有伦理学、法律、经济学、哲学各个方面的知识。我这几年在北京政协一直弄这个提案，就是给政治课改名，我说把政治课改成人文社科基础，我觉得这样的话学生也爱学。

京华时报：除了没有健全知识谱系的问题，在教学中有遇到其他难题吗？

陈晓明：说实话，我们整个人文学科的教育，还是缺乏一种深刻的个性化思想，深刻的个性化思想对整个民族的创造力和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要求不是仅仅针对大学生、研究生的，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追求，甚至说小学生就可以有这个追求，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深度的个性化思想。我觉得首先应该有这么一种信念，这是人自信的一个起点。

谈北大创意写作班

重点是虚构文学的创新

京华时报：北京大学中文系今年正式招收“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但有种观点是“作家是不能被大学培养的”，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考虑的？

陈晓明：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我们的系主任陈跃红，他最清楚。说中文系不能培养作家，或者说作家是不能被培养的。我觉得这都是因为缺乏一种历史感，要与时俱进，不同时代的教育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创意写作，我的主张还是要着重“虚构文学”的创新，要培养一个高精尖的创意写作人才。现在的学生也需要多接触一些人文的基础知识，像苏童、余华、格非这些作家，我很早就接触他们，他们在二十几岁时就把一些大师、经典作品挂在嘴边，都读了很多经典。

京华时报：“创意写作”硕士班招生后，会像复旦、北师大那样请一些著名作家来讲课吗？

陈晓明：会。我觉得肯定要请作家来演讲，因为创意写作，学生要直面和有经验的作家交流，他们有很多创作的体会，这种体会我们不要指望说一个作家做一次讲座，就把他所有的经验都传达给你了，从此就解决了很多问题。其实，一个作家有一句话让你记住，对你有意义，那就很了不得了。

简介

笔名东尧子，福建光泽人。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等，著作有《无边的挑战》《解构的踪迹》《后现代的间隙》《表意的焦虑》等。近期再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描绘了自1942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主导潮流形成的变革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