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蒋介石整军裁军成60个师 抗战会出现另一种场面？

从北伐战争结束到“七七事变”爆发近10年时间内，国民党军队进行过若干次整编，每次整编后各部队均采用不同的编制。据统计，在这期间，国民政府竟曾先后颁布了9种陆军师编制，但一次也没真正成功过，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个事情太敏感，落实起来难度也太大，要去触动各个地方实力派的命根子——军队。

国民党军是一个庞杂的军事集团。在其初创时期虽然强调了要以“党军”为核心，但其主要部队大多是从军阀部队演变过来的，政治基础都非常差。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大致形成了9个大的派系和集团，分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系，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系（亦称国民军系），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绥军系，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系，以李济深为首的粤系和西南地区的川军、滇系、黔系等。其他还有依附于中央军、西北军、晋绥军、桂系军等大派系中的小派系，如湘军、赣军、鄂军、闽军、青马回军、宁马回军等等，可谓系中有系，派中有派，不胜枚举。至1928年底，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含嫡系、半嫡系和旁系部队）扩大到55万人，西北军、晋军和桂系部队也分别扩大到50万、28万和30万人，再加上其他各派系军队，当时全国正规军至少有250万人。

除了中央军之外还存在如此众多的军队，在消耗巨大国家财力的同时，更成为蒋介石的心头大患，于是整编军队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这既可以削弱其他军阀的实力，又可以精锐自己的嫡系部队，所以国民党军的整编工作早在北伐胜利后即展开了。1928年8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整理军事案》，1929年1月召开过全国编遣会议后即开始着手实施。但是，整编各路诸侯的部队，简直比挖各个军阀的祖坟还令他们恼火，其结果就是直接引发了蒋介石与桂系、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之间的中原大战，这场规模空前的军阀大战因东北军入关支持蒋方而使得中央军获胜。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以胜利者姿态重启军队整编计划，他令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组织陆军整理会议，由何应钦为主席着手调查全国军队的兵额、枪械、马匹，改编各新编之师旅。整理会议随即改订《陆军暂行编制表》，令各部队按照施行。这个“十九年编制”得到了较大范围贯彻，成为民国期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个正式编制。在此之后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为止，在8年半的时间里，国民政府多次计划整军，又先后颁布了7种陆军师编制，分别是：“民国二十一年整理师”“民国二十二年剿匪师”“民国二十四年教导师”“民国二十四年调整师”“民国二十五年调整师”“民国二十六年调整师”“民国二十六年整理师”。加之1929年推出的、相当于夭折的“民国十八年陆军师”，国民党军的这9次整编基本都是过程曲折延宕，进展踯躅，而以上9种陆军师编制，都贯彻得不彻底。以至于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时，中国规模庞大的陆军序列中居然出现了8种陆军师编制并存的奇观。究其缘由，国内战乱频仍自是主因，国民政府只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诸多地方派系军队各行其事，军令、政令无法畅通，军队整编自然难以如期如愿进行。

当时中国的旧军队数量之多、质量之差、编制之混乱，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多年来战乱频仍，中央无整军之暇，各人存自满之心。国民党军除了上文所述派系林立、山头众多，矛盾交错、各怀异志以外，仅从编制而言，各师有编三四个团的，也有由五六个团组成的，甚至最多还有一个师下辖9个团的。这样的军队，不仅战斗实力各有不同，指挥运用起来当然也是困难诸多。再看训练教育，各地方军队多各自为政，不相统一，而且大多没有什么主义思想。而此时，蒋介石凭借手中羽翼日益丰满的中央军数年间东征西讨，基本打服了各派新老军阀，此时再提出整编部队问题，各路地方实力派虽然心里明白他这是在削除异己，但也不太敢明目张胆地公开反对。

国民政府的整军计划得到了德国的大力支持。1928年北伐胜利后，德国顾问团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蒋介石身边，德国人多次向蒋介石提出了改革中国军队中枢指挥体系、改革军官培养制度、提供军事装备、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推动中国装甲兵发展，以及对中国陆军步兵师进行现代化整编、改造等意见建议、措施方案。1935年1月24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整理会议，军长以上将领及国民政府各院部长参会。再一次拉开大规模正式整军裁军序幕，并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陈诚被任命为处长，负责整军裁军事宜。

对于此次整军裁军，陈诚确实筹划较早，思考多多，他的整军裁军方案计划在3～4年里参照德国常备军模式调整60个师，作为国防军的基干，于1938年度完成。凡未编练各师，均先照整理师编制，改4团制，有余或不足者互相裁补，这里的整理师性质应与当时各国预备师大同小异。这60个师又依照国防需要和财政状况分期整理编练，1935年先编练6～10个师，1936年再编练16～20个师，1937年编练20～30个师，1938年底前将其余部队编完，同时加强特种兵建设（包括炮兵、骑兵、工兵、化学兵、通讯兵、交通兵以及机械化部队等）。

但由于陈济棠和李宗仁于1936年6月联合发起“两广事变”，导致国民政府不得不调兵南下平变.“两广事变”平息后，张学良、杨虎城又在12月联合发起“西安事变”，国民党军部队又都纷纷北调。这么一来，1936年度的调整计划被迫全部中止，甚至连陆军整理处也被裁撤。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整军裁军计划不得不戛然而止。国民政府原本计划调整的60个师，只有20个完成了调整，10个调整到一半，10个刚开始就夭折，后两批则再无调整可能。时至今日有少数人认为：若全面抗战推迟到1939年爆发，德国顾问团帮助制订的国军整编计划就可顺利完成，国民党军似乎将具备与侵华日军全面抗衡的实力，届时正面战场上将不至于出现一败再败、一溃千里的惨状，抗战历史将有可能改写云云。

虽然，历史没有假若。但是，如果真的编成了这60个师，抗战会出现另一种场面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其一，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国家安全的柱石，军队的统一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本不该有亲疏之分和嫡系与非嫡系之别。但国民党军是由中国各军阀部队整合而来的一支军队，派系斗争和内部矛盾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未曾停息。如粤军首脑李济深就曾如此评价蒋介石的所谓整军：“蒋介石裁兵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的；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部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做法，万万要不得。”而国民政府历次整军的事实也证明：不论整理也好，整编也罢，并不是为了大量裁撤军队、削减军费、减轻人民负担，其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强化中央军嫡系部队，扫平各路诸侯。否则，为何蒋介石搞了那么多次编遣、整编、整军，中央军嫡系部队却越整越多，数量也越来越大。所以，即使全面抗战没有在1937年爆发，也会有这样或是那样的因素出现阻碍整军计划的全面落实。

其二，整军方案在实际操作上存在着致命的短板，国民政府的钱袋子根本无力支持这个庞大的计划。由于旧中国兵工业极端落后，火炮等重武器大多依赖进口，按照1936年计算，外购1个师属炮兵营需150万元法币，而整军方案的60个师至少要编配120个炮兵营，仅购建这些炮兵营就需花费法币1.8亿法币。此外，无论是山炮还是野炮，当时都需要大量的骡马驮载或挽曳才能机动。按平均每师3000匹马计算，完成整军计划至少需购置16万匹军马，这还没考虑马匹的日常损耗和汰换问题。按当时的市场价，最便宜的马每匹售价也在60元以上，考虑到军马的选用标准高于民马，仅购置这16万匹军马，至少就需1000万元法币以上的资金。也就是说，仅仅配齐整军计划规定的师属炮兵和马匹，就至少要一次投入法币1.9亿以上。这还仅仅是初始购置费用，并没有考虑日常维持费用。如果再加购置、更新其他武器装备，其花费则更为巨大。而当时国民政府的财力如何呢？1935年，国民政府的军费预算仅为2.9亿法币。整军为纸上谈兵，以当时国家的物力财力，绝对无法支撑完成蒋介石的整军大业。

其三，合理制订军队的编制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它的意义在于整合各部队、分队的战斗力，捏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使之形成合力，达到1+1>2的效果。同样的编制，在不同的作战环境和不同的对手面前，发挥出的实际效能可能相距甚远，这就要求统帅部在制订部队编制时，不但要有针对性地考虑到潜在对手的情况，而且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量身定制”。在德国顾问团帮助下制订的大规模整军计划，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纯属“镜中花、水中月”，幻想仅凭编练60个师就能取得对日作战完全主动地位，不仅没有考虑到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客观差距，也没有立足于战争长期化，更不懂得发动全民抗战，故而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